未来社区可以有很多无人设施，但不能缺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李璇编辑覃柳笛
7月21日，工作人员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三合片区社会治理工作站数字化管理系统内查阅辖区情况（翁忻旸/摄）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全国的社区工作者来说，这句话应该不陌生。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学梅在发言中提到基层社区干部工作重、缺人手的问题：“一位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反映，北京的社区居委会一般是5至9名干部服务一两千户居民。”
未来社区可以有很多无人设施，但不能缺人。但事实上，缺人是社区工作普遍面临的基础难题。
疫情凸显了社区治理的重要作用，社区工作量增大，一时需要大量人员补足缺口，各地也寻找出一些解困方法。而当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阶段，社区仍须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完善精细化治理体系，这更需人才支撑。
如何破解社区治理缺人难题？
干部下沉缓解人手之困
1万多名居民，户家庭，17户居家隔离家庭，4个检查卡点。这是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绣湖社区在抗疫期间的基本情况。
一户一档健康卡、居家隔离家庭的服务、卡点值守……各类繁冗工作不一而足，据绣湖社区统计，其社区工作人员为防控疫情进行的电话通知及信息传达有六千余次，发放疫情宣传资料一万五千余册。
绣湖社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共有14位，平均每人服务户家庭、两百余名居民，工作量在特殊时期激增，有赖于各部门及社区大党委共建单位人员下沉、志愿者等协同力量的参与，才能顺利完成。
实际上，对比全国平均数据，绣湖社区工作人员数目尚属可观。年2月10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说：“疫情发生以来，近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平均6个社区工作者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名群众。”
有学者指出，原本已千头万绪的社区工作，在防疫期间更是“面宽量大”，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少、任务重就成为突出问题。尤其是缺少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和人口结构复杂的社区，“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高强度的昼夜轮换值班，外加层层压力，社区工作人员身心俱疲，致使工作不到位现象时常发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干部下沉、招募志愿者来补充社区工作力量，成为全国城乡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普遍做法。
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办公室主任、达智桥胡同街巷长高波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防控疫情期间广内街道的社区工作力量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的补充。
首先是街道干部全部下沉到社区一线，同时市、区亦安排干部下沉社区，最多时达到人左右。据悉，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刻，按照北京市委的统一安排，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国资委共派驻了余名干部进入西城区防控任务最艰巨的7个街道、35个社区。
除机关干部、国企员工下沉，许多地方还要求党员向社区、街道、企业报到，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另外，社会上的多元自治力量，如专业社工团体、物业企业等，也加入了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已经成为北京市基层社区群众自治的品牌，在防疫期间同样发挥了作用。“除了以往活跃的‘大爷大妈’（退休老党员），我们还招募了很多在职党员和周边企业工作人员。随着居民对疫情认识的不断深入，居民从最初不愿意参与防控工作，发展到了后来的踊跃报名。”高波说。
3月7日，吉林省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在登记社区车辆出入信息（林宏/摄）
缺人不是“人头少”
以上借用多种渠道补充社区工作力量的做法，是否可以常态化？
在疫情防控期间，常见到这样的现象：社区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社会力量又无法实现真正参与。有学者建议，在后疫情时代应注重补齐社区社会组织这一短板，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加大支持力度，优化服务功能，另外，多种力量下沉社区、与社区建立联系常态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补足社区工作人员能力有限的短板。
表面上看，工作任务“面宽量大”，社区工作者却“人手不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阻碍，然而不少受访对象则对本刊记者表示，从常态情况来看，不能把社区缺人之困简单视为“人头少”。
“看缺人问题，首先要看现有人员能不能发挥作用，是‘死肌’还是‘活肌’？能不能变‘死肌’为‘活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董磊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般而言，社区工作力量由“两委”（即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成员、社区网格员、居民小组长等组成，其中的核心是专职社区工作者，他们是在“两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从事社区服务管理，并与街道或乡镇签订劳动合同的全日制工作人员。
高波表示，就北京市而言，社区工作力量、街道干部人数在各区情况不一，而西城区属于人员配备较多的区。
“我感觉人已经不少了，但如何合理使用是关键，我们发现社区服务站中有的人很忙，有的人一周也没有业务。”高波举例说，公安部门为社区招募的流动人口管理员只负责流管工作，而不参与其他社区工作，因此实际上工作量并不大，“这类人员是不是有精力做更多事，可不可以发挥更大效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认为：“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一味追求‘服务的精细化’，而是要通过精细化的治理目标和流程的设计，最终实现服务与需求精准化对接。”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